从梁家河到文安驿，一个来回30多里，社员买日用品步行去一次得花大半天时间。这个事一直让习近平惦记着。梁家河普及沼气后，他就谋划着给村里人办更多的事。

村子里有人会铁匠手艺，习近平想：“何不让他发挥特长，服务村民，为村民打农具、修农具？”于是，梁家河盖了一间打铁的“小车间”，成立了铁业社。

按习近平的谋划，铁业社实行定额管理，完成定额任务后还可获得提成。铁匠和农民一样记工分，免费给社员修理农具，额外制造的农具可以卖给县里的农副产品公司，增加集体收入。

这样做的好处也看得见，社员需要农具，不用跑到文安驿，直接到铁业社来就可以了。这方便了群众，降低了成本，节约了时间，让农民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。据文安驿公社的一份统计报表显示，1974年这个铁业社共打制农具1500件。

按照这个路子，习近平想出了许多发展的点子。

他召集村里人开会，说：像煤油这种生活必需品，我们完全可以把文安驿供销社的东西拿一部分回来代销，然后再按单子定期跟他们结算。

大家一想，是这么个理儿。一两个人用毛驴车去文安驿拉回一些日用品，就免去了村里那么多人来回奔波。“近平的话说到了大家的心坎上。”大家觉得这是个好办法，都盼着尽快办成。

于是，梁家河很快就有了代销店。这个代销店基本备齐了社员需要的各种生活必需品，有煤油、火柴、肥皂、食盐、糖果等等。

按当时的管理体制，铁业社归县农副产品公司管，代销店则归县供销社管。“跟这些国营单位打交道，建立业务上的联系，我们村里人想都不敢想。”石春阳说，“都是近平去联系的。别看近平当时只有21岁，他这个人，心里装着老百姓，又有一股闯劲。他克服困难，最终还是把事情办成了。”

对政策的把握，习近平很严谨。铁业社给村里人打农具、修农具完全免费。代销店也是非营利性的，先跟供销社赊账，把东西批发回来，原价卖给社员，一分钱都不赚，为社员的生活提供便利，这与当时的政策也不抵触。

“近平让铁匠打理铁业社，让有文化、会算账的石风兰管代销店，两人挣工分，不用下地干活。”石春阳说。这是一个明白账，表面看干农活的少了两个劳力，实质上是用两个一般劳力，换取了更多的劳动力。这一减一加，既促进了生产，又给社员办了实事。

接着，习近平在梁家河又先后办起了缝纫社、磨房、菜园。

磨房的钢磨是习近平用三轮摩托车换来的。这辆摩托车是北京支援延安的，延安把它分配给延川，延川县又作为奖品奖给了习近平，还有一辆吉普130工程车奖给了孙立哲。人们没有想到的是，习近平觉得三轮摩托车不实用，就设法换成了钢磨、手扶拖拉机。

让人们感受最深的还是磨房建成后带来的好处。

以前村里人都是用石磨磨面。毛驴拉磨，一个人又得用笤帚往磨眼儿里面扫，又得忙着罗面，费时费力，半晌也磨不出多少面。

“机器这东西厉害，一百头毛驴也比不上它。”一台柴油机带动的磨面机，只需要一个人来操作，就把整个村子磨面的活儿都干了，又快又好。“这样，人力解放了，连毛驴也解放出来了，这些解放出来的生产力，都可以投入农业生产中。”石春阳说。

那个年代，农民靠工分养活自己。工分就是钱和粮。梁家河办起铁业社、代销店、缝纫社后，工分就变成“虚拟货币”，社员可以用工分换衣服、农具、日用品，甚至可以对冲抵账。这种内部搞活，对缺钱的群众来说，无疑是十分便利的。

还有一件事让乡亲们念念不忘——习近平带领社员打了一口甜水井。

在陕北农村，人们通常在河边挖个渗水坑作为饮用水源。这样的渗水坑当地老百姓叫“泛水井”，人畜共用，很不卫生。要命的是一旦山洪暴发，泛水井就会淤满污泥，村民无水可吃。习近平跟村民商议，在村子中央一块较高的地方打一口水井。梁家河人回忆说，井挖到一米深的时候，需要人下去，习近平每次都抢着干，井挖好之前他就没穿过干净衣服。

现在梁家河家家户户使用的自来水，就来源于这口井。

梁家河很多人不识字，只知道受苦。习近平引导大家从武晖身上看知识对于一个人产生的影响。

在支部开会的时候，习近平说：“咱们大队像武晖这样想学习的人可多呢。年轻人如果不识字、不学习，以后是没有出路的。我们办一个扫盲班，把大家组织起来学习吧。”

这个提议得到了大家的拥护，社员们都积极参与。扫盲班很快就办起来了。习近平跟大家约定，晚饭后和下雨不出工的时候，就是扫盲班的上课时间。

习近平做了一些卡片，在上面写上简单的数字，如一、二、三、四……，从认识这些数字开始，逐渐教一些常用汉字，如大、小、多、少、前、后、左、右……，等村民把这些字学扎实了，再教更多的字。他的目标是让每个梁家河人都认识最常用的汉字，越多越好。

“拉话”也成了课堂。说到中外历史、人文地理，习近平是主讲；拉起趣闻逸事、民间传说，社员当主讲。

“你别小看这一村的人，也是人才济济，给他们场合，给他们环境，都是‘人物’。”习近平说，“他们有很多让我敬佩之处。”在梁家河，许多人就是从那时开始喜欢上了看书。（节选）